秘鲁汉学界有一对相差27岁的忘年交。他们都是当地知名的中国通,一个出版了25本介绍中国文化的书籍、参演了25部中国电影,另一个是秘鲁外交部认证的官方翻译,精心翻译推广儒家著作。
他们原本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,因爱上中国文化而交汇在一起。他们都赶上了中秘关系越走越近的好时代,同时也是这个好时代的见证者和推动者。
11月8日,阿莱萨在秘鲁首都利马的家中写下汉字“书”的简体与繁体,讲述他在汉语教学中的心得。
11月8日,吉叶墨在秘鲁首都利马的家中向记者讲述他与中国的故事。
现在我是谁?
1983年,当54岁的吉叶墨和27岁的阿莱萨在南京大学相遇时,他们是这所大学,也是南京城里仅有的两名秘鲁人。
那时,吉叶墨已在南京大学任教4年。1979年,还在秘鲁国立圣马尔科斯大学担任文学和语言学教授的他,接受中国政府邀请,来到南京大学,为该校的西语教师开设语法、宗教、希腊神话等课程。
阿莱萨则是初来乍到,在地质系攻读学士学位。此前,他跟随担任外交官的父亲两度来到中国,断断续续待了4年,还在北京语言学院拿到了汉语学士学位。
年过五旬、一句中文不会说的吉叶墨与年轻的阿莱萨相比,决定来中国授课需要更大的勇气。“直到现在,我也想不明白自己当初为何那么快就答应下来。也许是上天的旨意吧。”他感慨道。
中国人的真诚与好客让吉叶墨很快打消了顾虑。“我刚到中国的时候,为了照顾我的生活,学校给我派了司机,我的学生轮流邀请我去他们家做客、吃饭,接触到的中国人也都很友善,总是笑眯眯的,”他回忆道。
意料不到的惊喜还在后面。上世纪80年代,摆脱十年浩劫的中国电影迎来全面复苏。一些新开拍的电影需要外国演员,但是当时国门初开,不太容易找到。
峨眉电影制片厂筹拍一部讲述中国女击剑运动员的电影,需要找一名外国人士出演国际剑联主席。听说南京大学有一位外国人,制片厂的工作人员专程找到吉叶墨。
这次出演之后,吉叶墨的银幕之路一发不可收拾。20多年间,他先后参演了25部中国电影,其中包括《重庆谈判》《大决战》《毛泽东和斯诺》等国人耳熟能详的电影。出演《大决战》里的司徒雷登时,由于相貌与司徒雷登惊人相似,吉叶墨几乎不用化妆便可直接拍摄。
2005年,吉叶墨出版了一本自传图集,收录自己参与拍摄25部中国电影的剧照,取名为《现在我是谁?》。
在影片里,吉叶墨扮演着不同角色,在现实中,吉叶墨也有多种身份:教授、演员、翻译家、作家等,但他最喜欢的一个身份还是汉学家。
中国文化的使者
“欢迎来到中国城。”在位于利马的家中,87岁高龄的吉叶墨日前向记者展示他旅居中国20多年的收获:中国字画、工艺品、书籍,还有他翻译的唐诗。
吉叶墨翻译唐诗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。当时,他从南京大学转到对外经贸大学教书,住在北京北三环大钟寺附近一家宾馆。宾馆门卫经常和他聊天,有天随手送给他一本《唐诗一百首》。
没想到这不经意的一送,“送”出了一个汉学家。当时吉叶墨在自学中文,口语进步很快,但读写还是困难,一首20个字的唐诗,他只认得七八个字。但唐诗这种形式让吉叶墨很好奇,中国古代文人如何能把千言万语浓缩为短短几行字。
他开始拿着各种字典寻找答案。花了3天功夫,他读懂了第一首唐诗,同时也被诗里传递出来的浓厚人文情怀所感动。
随后,吉叶墨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:将唐诗翻译成自己的母语西班牙语。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和对中国文化的热爱,他用了整整9年时间,翻译了9本唐诗集,成为拉美国家翻译唐诗最多的汉学家之一。
除唐诗外,吉叶墨也翻译了很多中国民间故事、谚语、成语和歇后语等。他还把自己在中国的见闻和感悟写成一本书——《来自中国的报道》,希望为西语读者打开一扇了解中国的窗户。
同样希望开启这扇窗户的,还有阿莱萨。1973年,17岁的他跟随父亲去往中国之前,父亲特意去书店给他买了一本中文教材,希望他能学一些“据说没有人能学得会”的东方语言。
如今,60岁的阿莱萨已是秘鲁外交部认证的官方中文翻译。他与别人合作翻译出版了《大学》《中庸》《道德经》等中国古代经典著作,另一本儒家经典《论语》的翻译工作也已完成。
阿莱萨告诉记者,地质研究是他从小到大的理想,学习汉语则是为了证明“也有人能学会汉语”。回到秘鲁后,他把主要精力放到汉语教学和传播中国文化上,地质研究反倒成了闲暇时的消遣。
来生愿为中国人
1992年,阿莱萨开始在秘鲁天主教大学的东方研究中心讲授中国文化课程,课堂上经常座无虚席。最多一次,教室里挤进了100多名学生,听他讲述中国古代哲学思想,讲解老子、孔子对于人生的思考。
2002年,吉叶墨返回秘鲁后,和阿莱萨成为了东方研究中心的同事。在他们的启蒙下,不少秘鲁学生对中国以及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,人生轨迹由此改变。
玛丽亚·恰就是其中之一。2002年进入秘鲁天主教大学学习新闻的她,不仅听过阿莱萨和吉叶墨的中国文化课,而且还专门采访过他们。
2007年,玛丽亚争取到去北京大学做交换生的机会。她欣喜若狂,因为终于可以亲眼看看两位老师描述中的“古老而又现代”的中国。如今,玛丽亚已经扎根中国,和兄弟一起在三里屯开了北京第一家秘鲁餐厅。
阿莱萨最近一次回中国已经是10年前了。2006年,他辞去在秘鲁天主教大学的教职,开始做起全职中西翻译。得益于中秘多层次、宽领域合作的日益深化,需要翻译的官方材料数量急剧增长,他的生意也红火得不得了。
在记者采访的短短一个小时内,他便接到2个送件电话,请求笔译。“我在1999年成为秘鲁外交部授权的官方翻译,但那时没有太多需求,即便到了2006年,平均一年翻译的文件数量也不超过50件。但之后越来越多,到了2015年,我经手翻译的文件数量超过1000件。”阿莱萨说。
与阿莱萨不同,吉叶墨经常要回中国小住,除了为收集写书材料,也是因为“不在中国,我就会想‘家’”。
最近两三年,年事渐高的吉叶墨不得不放弃远行计划,但他与中国的联系无法割舍。他在采访时高兴地说,几天后有一个官方组织的中秘文化交流活动,他将现场朗诵最喜欢的李白的诗。
“如果有来生,我希望自己是一个中国人,从小学中文,一辈子研究五千年的中华文明,然后将我所知所学传播给更多热爱中国文化的人。”吉叶墨对中国文化的痴迷溢于言表。
说起快速发展的中秘关系,阿莱萨说,秘鲁想在双边合作中获得更多发展机会,应该更多地去了解中国,不仅学习语言,更要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,从根上去寻找中秘两种文明的互通点。
“相信不久的将来,秘鲁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通,而中国也会有更多的秘鲁通。”阿莱萨憧憬着。